略论宗教改革中的良心问题与现代政治图景

关于宗教改革与所谓“现代性”的关联,论者甚多。就学科而言,涉及神学、社会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领域,马克斯·韦伯,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陶尼(R. H. Tawney),利奥·施特劳斯,沃格林,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查尔斯·泰勒,昆廷·斯金纳,哈罗德·伯尔曼都就此作了相当深入的挖掘与论述。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岐见纷纭,但至少共享了对这一问题的极大重视。无论如何,世界的“世俗化”或说现代世界的生成,在时序上紧接着宗教改革,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此种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则有不少争议。显然的一点是,宗教改革之前与之后的世界,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这也正是引起学者们关心的原因。

本文无意比较和分析诸种学说的问题意识、切入角度和论点论证之优劣,也不打算梳理“世俗化”或“现代性”的概念和现象。本文从一个不大但相当关键的问题,即宗教改革中的“良心”问题入手,作简单的考察,主要涉及现代世界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变化。本文希望表明:新教改革启动了一种对“良心”的私人化理解和实践,这个进程令原先自上而下设定权威的政治结构解体,同时逐渐发展出了自然权利观念和契约论,构成一种自下而上排布权威的政治结构;并且,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个在许多方面借用了神学资源的世俗世界形成,教会不得不面临日益复杂的处境。

我必须说明,本文仅表达了初步的思考,因时间受限,未及查阅许多原本应当阅读的资料。受弟兄们鼓励,勉强成文,盼望进一步的研究及众多牧者和师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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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洛伦茨《跨界》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上编历史哲学部分启发更大;下编主要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有一些是历史哲学的具体应用,也很不错,最后几篇关于德国现代史学对我的帮助小一些(可能是兴趣问题)。

最大的问题意识是回应后现代史学理论,尤其与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对话。一方面承认近代以来的“客观性”、“重建事实”的史学路径不可靠,另一方面反对将历史变作叙事、取消历史与故事的区别这类后现代相对主义。作者借助了科学哲学学者Hilary Putnam的“内在实在论”,尝试在抛弃兰克以降的“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坚持历史具有实在性,历史不是故事,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历史真实表现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并存,而这些解释必须要提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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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杀手2049》:共同体的人论基础

《银翼杀手》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虽然电影采用了小说的整体设定,但与小说还是大有不同,可以说自有思路。《银翼杀手2》则没有小说基础,完全是编导自创。在电影1和2之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当然,看第一部的人都会问“人究竟是什么”,但第二部把这个思路进一步扩展了。

故事发生在发生过核大战的地球,当时人类已经掌握了在其他星球建立定居点的技术。母球环境已毁,食品安全、生育、健康都是大问题,可以想见,有权有钱人都已经早早移民去地外定居点了,剩下的是无力出走的人。定居点一定是供不应求,第二部中华莱士说已经有九个地外定居点,而第一部和第二部前的短片都表示,地外世界也发生了战争。这当然合乎人类秉性,有人的地方必定有战争,并且人类一定不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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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者的自我修养

1. 责任感

翻译的工作具有某种神圣性。

语言是上帝的恩赐。上帝以话语创世,圣言成为肉身施行拯救,将来还要以圣言审判。受造物中,唯有人得了语言。然而人犯罪堕落,造巴别塔妄图僭取主权,上帝降临,变乱人的语言,人由此分散在大地上,彼此不通,更由此互相为敌。到新约五旬节,圣灵降下,众门徒开口说出其他人的语言,是上帝向人启示新时代临到,语言可以恢复,人心可以相通,分散各方的人们能够重新聚集,成为敬拜上帝的团体。不过,这是上帝令人瞥见永恒中美景,今日在这地上并未得完全,我们仍然苦于语言不通。

就此而言,今日在这世上,我们有翻译的工作,极为重要。翻译沟通两种语言,亦是沟通人心,令原本隔绝、相异的人同受感动、同得造就。你要爱这本书、这篇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你对他们有责任,你是他们之间的中保。

所以,译者需要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乃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可轻忽对待。虽然,令人哀伤的是,今日世界对待译者并不好,翻译费率低,多数译者不能以此维持体面的生活。这诚然是冷酷的现实,然而,译者仍然需要有责任感,并常常提醒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抵抗罪恶在这世上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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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异质的时间

与早先的时代相比,现代人对时间的感受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自钟表发明以来,人对时间的感受日益均质化。时间成为一种可计量、可分割、在每一点上同质的流体。这种时间与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这类东西匹配得很好,前一秒和后一秒是一样的,不断往前流动,随着机器的开动,以匀速的方式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工人在这种时间中接受“元规训”,生命也是均质的,因而丧失意义。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注定了人的无聊,时间如冥河之水,静静地流淌。

从荷马到希罗多德,无论史诗还是历史,其功能都是记忆,拒绝遗忘,记下那些不朽的功业,记下英雄的荣耀。这意味着,时间并不是均质的,某些时刻,因着某些人的某种行动,具有更高的价值。基督教传统,也有类似之处,圣徒通过圣洁的生活、与恶魔的属灵战斗、在灵修中与上帝的交通,赋予某些时刻更高的价值。

现代人,或许只有在战争中才有机会直接体验这种异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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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春刀2:体制内中产阶级的焦虑感

沈炼,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名有所追求的公务员。他并没有什么深厚背景(虽然爸爸可能做过锦衣卫高管),靠能力一点点做出来。从影片一开始,他就陷入巨大的焦虑。要提防有背景的下级同事暗算,要被不同部门调查,还有黑暗的幕后势力算计。不过,他总算是体制内的中产阶级,多少有保障,不像静海和尚那样,开个农家乐兼做字画生意,碰到事情分分钟家破人亡。然而,一旦卷入“上面的”斗争,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资源,只有一身的功夫略作抵抗。

有希望吗?看不出来。当崇祯被刻画成几乎和魏忠贤一样诡诈,东林党被暗示为同样地不择手段,要去哪里寻找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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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智术士与共同体

并不想追热点,然而想起一些有趣的关联。

一、近代以来的良心观变迁

现代人谈起“良心”,第一反应会觉得这基本上是私人的事情。然而中世纪传统并非如此。从伦巴底的彼得到阿奎那的托马斯,基本上把良心分成“良知”(synderesis)与“良知之用”(conscientia),前者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理性火花”,后者是将这种官能应用于现实,前者是不会出错的,但后者因人性和世界的败坏而可能出错。因此,良心就不能从自身建立正当性,而总是需要一套外在的规范加以限定。在中世纪,这个任务当然顺理成章的交给基督教信仰,一方面有成文规范:圣经及其他文本(教父著作、大公会议决议、历代教宗谕令、教会法),一方面有教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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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手是啥?

一、丝绸之路

庆丰帝的讲话里依旧充满了历史话语,那么就先来讲历史。

第一,丝绸之路本质还是商路,大家要做生意,自然走出一条路来。丝绸之路发生的时候,海路还不通,一旦海路开放,没人还会去走中亚的陆路。第二,这条路需要沿路上有商业利益,且有繁荣的据点。丝绸之路能走通,要沿途国家多少能够做生意,沿途各国都要有能力维持安定。汉唐的时候,西域各国是繁荣期,现在是荒漠。第三,丝绸之路要有一个终点,即便是大致上的。也就是说,是要两头有货的。汉唐那时,那头是罗马。说穿了,是要从繁荣走向繁荣,那头不可以是一堵墙,不可以是贫瘠之地,不可以是还不知道先走走看。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诉诸郑和,差异太大。郑和的船队自然够大,但其动机显然不是商业。明帝国在这一遭航程之后闭关。因此,论到郑和的船队,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失去南洋的?”到现在东南亚还有许多华侨,怎么会有那么多华人留在那边?自然的啦。慢慢做做生意,人就过去了。华人适应力强、吃苦耐劳,容易立足。所以本来南洋是很容易变成中国势力辐射的范围,但是——失去了。现在都不会再有“南洋”的说法。怎么失去的呢?不面朝东南亚做生意啊。

有学者指出要用“内亚帝国”的视角观察“一带一路”,是有见识的。现代中国的版图,基本上继承自清。新清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指出了清帝国的内亚性质。问题是,今日中国还需要借助或重建这一性质吗?

二、脱先

两个例子

围棋有个术语叫“脱先”,意思是棋盘上某处正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时,一方突然不理,径直落子到别处去。脱先有可能是妙招,是基于胜过对手的大局观,并建立在得失计算基础上,主动采取的战略行动。脱先也有可能是被动的、无奈的,因为在局部怎么走都走不好了,不如另辟战场,说不定走着走着,原来的死棋开始活动、开始有借用。

另一个,拼图。片数多的拼图是很难的,有时候,作为中心区域的人物面部,或者手部,或者图案繁杂的器物,一时拼不出来,眼睛累花了。于是乎,找到一个边角,是背景的天空和云彩,先拼起来再说,慢慢再往中间拼。

三、角力

外交战略,在乎角力,好比下棋,要让对方难受,自己成形,于各处落子,慢慢连成一片。

有些地方,是需要守的。守不一定是消极,能守住,是有实力。

中美角力,美帝在二战以后就把阵线布在日本、台湾、东南亚一线,中国要能在这条线上做文章,不起冲突,但把局势往自己这边扳。

朝鲜、台湾、南洋,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朝鲜是难局,大家走死,僵住不动。这个时候如果一门心思继续走死,那就真死了。日韩关系并不好,但中国实在没有魄力提出一个朝鲜统一的方案来,可能想都不会去想。没想象力,当然也是没实力。但是,要让美帝难受,把韩国拉过来,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如此日本的处境尴尬。现在么,这个局部被美帝主导了,中国要去附从美帝的计划,不从,又搞不定朝鲜,两头都付了极大的代价。

台湾。不得不说,刚刚一国两制的时候,台湾和美国都是有担心的。这个战略就是典型的以守带攻。提出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构想,在自己这边捣鼓,捣鼓的时候,明显带着进攻性,同时又不是备战,和平得很,做做生意,大家就做一起去了。有一阵子台湾很紧张。

怎么搞糟的呢?没好好经营一国两制啊。香港糜烂至此,按眼下的局势,台湾已经没可能统一了。美帝守在这一线,也很安心。

南洋,更没有影响力,搞得邻国都要跟你吵架。看看美帝,拉美后院一定是牢牢控制住的。

这个真是有点奇怪的局面。如果从朝鲜、台湾到南洋一线都有好的经营,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就可以确立,日本日益尴尬,然后进一步发展与澳洲的关系,美帝就更紧张。

四、宇宙流

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不取实地,落子都在五路以上,围大模样。

按眼前的局,貌似两角带一边都讨不到便宜,棋形极其难看。于是脱先,远远地去围一个大模样。

脱先的代价,就是让对方可以在你脱先的地方继续用子,巩固已有的利益。而脱先的获利如果不足以弥补,就很亏了。这样——能补得起来么?看不出来。

在现代围棋中,已经没有宇宙流的余地,而这种脱先的宇宙流,拿出去更会被同行笑话。对手要从外围侵消,还是直接打入在空里,都容易处理。

联络中亚,俄国冷眼看着,而且连印度都拉不拢。美帝随便玩两手,跟俄国亲近一番,甚或跟印度走近一点,这个空架子宇宙流就马上棋形碎裂。

五、帝国

全球化,美帝受威胁,一是欧盟,二是中国。欧盟从经济圈起手,且很有文化认同方面的建设。中国么,因为进入WTO加耍流氓,捞了一笔。

于是乎,美帝不要全球化了。美帝的战略很清楚,守住两洋,也就意味着孤立欧亚大陆。因为俄国衰落,孤立这片大陆不会形成对抗性的势力。东亚重地,破坏中国的东亚领袖地位;大西洋,造成英国脱离大陆,回到英美古老联盟,拉丁帝国建设进程势必瘫痪。

美帝走下坡路?或许有一点,但仍旧没有对手。对手们呢,并没有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一带一路能够被人从内亚帝国的视角去观察,就已经很失败了。前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和在WTO耍流氓的收获,在自家后门外面荒滩上放一阵炮仗,差不多完了。

庆丰帝还以为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我看是条死路。说穿了,这个帝国没有一种精神、一种意识形态,是(至少看起来)足够美好、文明、令人喜悦的。在东亚碰壁的,拿到中亚荒漠,开头可以自娱自乐一阵,然后么,不会留下什么。反过来,这条路上得迎头碰上塔利班啊伊斯兰国啊,西域的安定都还有可能出问题。

总体上,美帝的格局还是罗马化,划定海上边疆,放任欧洲被蛮族入侵。天朝么,看起来自甘蛮族化,自行退回内亚帝国格局。跟周边邻国没有一个处得好(蒙古这样的国家都排华),你信能跟遥远的番邦处好?大概率是一场新西游记,撒币开路,一众虎狼化身小沙弥领件袈裟走人,接下去,弄不好还要啃你几口肉。

这个大概就是中国梦吧,作为一种与美帝现实主义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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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惨案、群学与媒体

甘肃灭门案,惨绝人寰,但是,没出路。

因为,这是个媒体事件。或者说,这个事件必须今日的媒介为载体,事实上传播方式已经决定了结局。跟那许多已经发生过、将来要发生的媒体事件一样,开始碎片化、被人消费,继而开始迷惑,最后被遗忘。或许明年这个时候,还有人会重提此事,但你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已经过去了十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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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

作者德鲁里的起手式是批判利奥·施特劳斯(她的《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也由三辉出版)。这恐怕会令一些人吃惊(比如,《政治观念》的中译序与该书内容就并不怎么相配)。因为,时下有不少人将施特劳斯视为“哲人”,或许也有人认为依循这样的政治哲学,可以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找到道路。德鲁里直斥施特劳斯是一个“激进、极端、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保守主义分子”(《政治观念》再版导言),并且他的学说已经直接影响到现实政治,并将走向暴政,尤其是培育出一批“傲慢、无节制和虚伪的精英”。

而施特劳斯的思想渊源,在科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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