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府至今仍然在不时地表现出傲慢和自负，以为通过强力以及意识形态就足以“控制”民众。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成功的，从其观点出发，判断的基本点在于，我们仍然是一个极权的国家。“极权”的意思是说，权力的掌握者处于一种压倒一切的优势状态，他的权力是不受监管和限制的，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横暴权力”，吴思先生则称为“横规矩”（以上“横”读去声），掌权者具有一种“合法伤害权”。
在印花税事件中，我们看到传统的极权统治的再现，以一种无赖的方式将小民们按翻在地、重责六十大板，如有性命死伤，或许还要向行刑的衙役倒贴钱钞，方得赎回尸身。
韦伯评论中国传统社会，认为属于“家产官僚制”。李亚平先生作过通俗的解释，就是整个国家成为私产，起而争夺帝位者乃是在做一宗风险极高但收益极大的生意，赔了搭上自己甚或家人朋友的性命，赚了就赢回整个国家做了自己的私产。在这种家产官僚制之下，官僚们在其中层层分羹，皇帝吃剩的鸡头鸭掌自然捡起，有时则可混出富可敌国的家当来，如和珅王瑾之辈，所以才有严世蕃的名言，一曰皇帝不如我家富，二曰皇帝不如我快活。不过这票买卖也是刀头舔血，皇帝瞬时可以把钱财性命都收了去，上述几位都是如此不得善终。
扯远了。依我国之传统，小民们暴露在横暴权力之下，他们企盼圣主明君，乃是因为直接骑在头上的官僚们为害甚烈，只好指望拥有更大横暴权力的皇帝能够替自己作主，实在逼急了，只好跳将起来搏一搏，寄希望于自己的暴力大过官府，最后杀上东京坐了那个鸟位。小民们似乎并未想过，官僚们的合法伤害权，也是来源于皇帝，即便自己做了皇帝，只是角色变换，小民还是小民。
不过，这次我们底下的官僚实在玩大发了。在他们的计算里，忽略了市场的力量，尽管这个市场如此弱小、如此畸形，看起来是处于官僚们有形的手的控制之下。我们公司那片土地的故事如出一辙，上锋早已定下买主，交易中心同样自负地做一个招标程序，自以为可以控制进程，孰料商人们纷至沓来，开标，钦点者价低十数亿，乃无法收场。今之股市亦复如是，只是做得更加难堪并且不要脸，现在居然把个把官僚推出来顶门了。人们哪里会相信中国官员可能私自乱说政策，而且报纸还登出来？！
更糟糕的是，制定的游戏规则可以随意更改——或许只是为了“面子”。我常挂在嘴边说“先例的力量”，好的先例有力量，坏的先例可能更有力量。当年孙中山即大总统位，把议会制改成总统制，为的是自己要权；后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又把总统制改回议会制，为的是限制袁。此即随意改规则的恶劣先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孙文可以改袁大头就不能改？于是我们的宪法从头就染上这致命的病症，至今仍然猥琐不堪作草纸状。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个淘汰好人的制度，如今看来，似乎开始有淘汰聪明人的倾向了。淘汰好人，如苏辙所言，君子斗不过小人，政界风格越发阴戾之后，好人更是毫无胜算。淘汰聪明人，似乎表明最高权力者的某种态度。刘邦无赖，所能成事者，承认自己不如别人聪明能干，因此聪明人留在他身边；项羽气量小，因此容不得比他聪明的人，如果本人智力超群，尚有一时可捱，如本人资质平平，身边就没什么明白人了。从股市和楼市的政策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聪明人所为，自以为是的阳谋反而透露出一种不祥的气息：我们的决策层正走向一种愚蠢而又自负的境地。
智者自负，尚有资本；愚人自负，则是致命的。
即便再怎么改良，既得利益阶层，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让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而如果以暴制暴，那么只不过是换一个皇帝而已。
我们的国家到底该怎么办，才会迎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呢？
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是很幸运的，由于战败而被全面接管，但却从老美那里移植过来了一整套这个国家自己不可能生产出的民主体制。
上一篇提到制度，我们可能受唯物主义教育太深，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刚硬的“客观物”，而忽视了制度和人性的重要关系，或许只有那么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和性格的人群，才可以创造和实施某种制度。日本的制度，也并非完全继受美国，我一直极度怀疑“制度移植”之类的说法。考察历史，日本中世纪的结构与中国不同，其封建制度似乎更接近欧洲的样式，有效忠关系，中央权力衰落，等等。日本史我读得不多，以后可能会多看一点。
我一直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在下一次革命到来之前尝试改变这种趋势。不过目前我认为这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出有多大的希望。也许一种人文、自由的教育是可以改变一些，但目前教育投入极少，内容也很愚民，而且民族主义和暴力倾向抬头，网上也弥漫着一种暴戾气息，感觉与前几年相比反而倒退不少。
所以时常祷告，交托在神的手里。
秀才，看来你深陷论文中无法自拔了！我错了，是我害了你～～
震宇君本文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是很幸运的，由于战败而被全面接管，但却从老美那里移植过来了一整套这个国家自己不可能生产出的民主体制。”
这个观点新鲜，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太顽强了，放弃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