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有点冤，看来看去，这位老兄最后只是一念之差，走错一步，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他那个倒霉蛋大儿子推进坑里去的。（想想几位叛国者，都是当世豪杰、一表人才，最后无非也是一念之差，而且都是被儿子老婆推到坑里的，后来汪精卫、林彪都是如此）
中国的近代历史，纷繁复杂，如此这般一个老大帝国，要想掉转头来驶上另外一种轨道，实在是难的很。袁世凯本来算计的，无非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那一套，那一套他熟。不曾想时代到了这个关口，已经具有太多的现代性，想要继续传统的帝王统治，已经不太好办了。
古德诺教授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有口难辩，君主制共和制，本来是个学术问题，可是古教授拿了白花花的银元做研究经费，美国人是讲得通的，中国人的脑子里则大概只有“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一类的概念。现在看起来，古教授讲的不无道理，君主制共和制，要看具体的历史政治环境，共和制的国家未必就更民主更先进，君主制的国家，如英国，也可以把民主宪政搞得很好。古德诺讲中国更适合搞君主立宪，也是有条件的，一要全民赞成，二要列强同意，三要落实具体的立宪计划，想想并非不好，如果中国当时也搞一个虚君，慢慢的进行改革和制度建设，确是好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也不过是渐进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不过当时的情形大概是容不得这样的纸上谈兵。
大公子袁克定把老爸大大地涮了一把，居然每天伪造一份《奉天时报》给老爷子看，让他以为天下归心、尽可放心大胆继承大统。于是弄到不可收拾。
再回头看看，武汉起义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关键人物是袁世凯，革命党人都同意，大总统的位子一定是袁的。后来出了点小岔子，为了黎元洪和黄兴的正副名分耽误了两个礼拜，结果是孙中山及时赶到，做了临时大总统。孙博士当时在美国餐馆里端盘子刷盘子，一听说武汉事发，立马动身回国，紧赶慢赶回到上海，凭着个人魅力坐了大总统位。这是个偶然事件。
后来宋教仁被刺，看起来实在也是个偶然事件，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以及亨利二世部下骑士杀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有异曲同工之妙，大约都是手下人为了讨主子的欢心自说自话弄出来的大事件。但是这个偶然事件引起了内战，开的先例也很不好。
从另一方面看，必然性在于，当时无论换作谁，更大的可能都是极权专制统治，而不是宪政民主。孙中山二次革命事败，跑到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党纲要求完全服从孙先生伟大领袖的领导，还要宣誓按指印。有人表示异议，孙博士寸土不让、慷慨陈词：一、革命必须有唯一的伟大领袖，不然一定不行；二、对于唯一的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三、孙先生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老祖宗，离开我谈论共和、民主一定是不行的，再说，你们这些同志见识有限，很多东西是不懂的，不盲从于我如何干革命；四、继续革命，必须靠我领导，凡是不肯说服从孙先生的，就不是革命同志。孙先生尚且如此，我们怎么又能够苛求袁世凯呢。
因此，历史的发展都有其原因，其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单纯强调一个方面都是不合适的。我一直觉得，各种说法都是对历史的解释，无数种解释，构成对历史的理解，解释越多，理解会越深入。不过，我一直很不愿意作预言，唐先生认为，中国一定会实现宪政民主，我是不敢那么肯定的。我只能说，作为中国人我非常希望如此，也非常希望能够为此做些贡献，但是将来是不是一定能够如此，我真的不知道……
时势造英雄，同样也造汉奸卖国贼。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个版本一定是被删过的，最好能找香港的版本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