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第一篇写的是伯夷叔齐,说来蛮奇怪的,这两个老头让太史公那么看重么。
看起来我们的古人们还是比较敬重道德高尚的人,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不肯做国君,最后让老二去做了,想必他们家老二还是很乐意做国君的,否则史书上一定会记载三兄弟让位的故事,现在老二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姜子牙也算不错,称二位为“义人”,要善待,后来的人们对于这两位的评价也不坏。
不过到了近代,这两位的命运开始有些变化。鲁迅的故事新编把他们着实嘲弄了一番,不过想来并不是完全针对他们,而是针对所有的人,所有这些史上的明君义人,都虚伪的紧。再后来,主席也批评伯夷叔齐,因为他们是“反动派”,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上,不晓得历史是要发展的,发展是要靠斗争的,斗争是要靠暴力的。
伯夷叔齐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这两位老先生可能对于权力存在某种恐惧感。我们假设他们也是理性人,因此会选择实施带来较大收益的行为,因此他们都认为做孤竹国的国君是件苦差事,所以互相让,让到最后一起逃走了。所以,这两位不喜欢权力。其次,两位有忠诚感,对父亲(家族)以及国君(国家)的忠诚。因此在他们看来,武王趁文王尸骨未寒就伐纣,同时犯了两项禁忌。第三,两位是和平主义者,对于暴力没有一点信心,对于他们来说,暴力就是暴力,没有好坏之分,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别。
太史公在伯夷叔齐列传一开始,写了一大堆关于上古政治传统的东西,写到禅让制度的程序、考察期、以及若干看轻权力不愿接受王位的人。实际上,伯夷叔齐就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坚定拥护者和亲身实践者。不过,这种传统在周武王手里被颠覆了,某种较为审慎的程序被一种宣称为正义的暴力代替。在我看来,从这一刻起,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周朝的封建制度必然崩溃,因为这种封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忠诚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基本上是一种绝食抗议行为,大概是和平主义者们可能采用的最极端的方法了。有人批评说,米是周天子的财产,山上的野菜不也是周天子的财产么?这种论调已经不是封建主义的论调了,封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重视私人财产权的观念的,比方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一种很明显的绝对主义专制原则。
司马迁末了哀叹“好人没好报”,并且进一步哀叹有很多高尚的人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大概类似于罗曼罗兰在英雄传记序言中所提到的“很多被埋没的、彼此隔绝的英雄”。因此,司马迁想到自己的遭遇,可能更加伤感,同时担心自己也成为“无名的好人”中的一员,于是,伯夷叔齐就被放在列传第一篇,而直接写传主事迹的文字还不如作者的感叹多。
伯夷叔齐之后,我们就开始缺乏:1、对权力的警惕,2、对忠诚的重视,3、对和平的爱好。尤其是,当两位老先生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反面典型之后,我们的缺憾就更大了。所以,当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拦住坦克的去路,我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斥责“这个螳臂当车的歹徒……”
反动啊反动!小心找不到老婆!不过思想倒是有点深度!能上纲上线不容易!建议空下来除了博客之外也花点时间泡泡妞!带人家去首阳山转转然后把这篇东西拿出来糊弄糊弄人家也好!总算抢了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