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闲来读书，发现一个问题——中国是没有“史诗”的。
这是个挺有趣的问题。许多民族都有史诗，从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到荷马，又到中世纪西欧的武功歌，出现了很多歌颂英雄事迹的史诗，藏族还有一部巨长的《格萨尔王传》，据说到现在还可以唱。但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人众多的地方，却没有出现类似的作品。
史诗是种很有趣的现象，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往往有历史事实做背景。近代的希腊史家们纷纷把《伊利亚特》当作虚构的传说，但是格罗特的希腊史巨著尚未印行几版，业余考古家谢里曼居然就凭着荷马的作品按图索骥把古城挖了出来，由此人们才发现，古老的史诗原来是“真”的。还是《指环王》开场的旁白说得好——“Hi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
史诗有两方面：历史和诗歌，而这两方面又指向历史和诗歌的作者。
历史和诗歌都是值得人尊敬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持有历史和诗歌的人都被尊为智者。荷马是个游吟诗人，这个职业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或者没有继承关系，是各地自发的）。在这个传统下产生了史诗，史诗是历史，也是诗歌；它叙述历史事件、表达历史思绪，也给人带来文学和音乐的美感，让人传唱。
后来，开始有了史家。这一些史家一个人身份记述历史、作出评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都是个人，哪怕是统治者自行作史，比如凯撒的《高卢战记》，也是以个人的身份，接受众人的评价，以政令的方式编写一部历史，是相当可笑的。另一方面，在诗歌，诗人们认同自己的诗人身份，维吉尔作《埃涅阿斯记》，是把自己当做诗人，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当然，奥古斯都也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他的作品还是流传了下来。
史诗需要一个有空间的、活泼的、有鉴赏力和创造力的民间。《罗兰之歌》问世的时代，史笔掌握在修士手中，在一个搞不太清楚时间和纪年的时代，他们在修道院里辛勤地编纂那些编年史。《罗兰之歌》在史实上有偏差，把巴斯克袭击者改成了异教徒，把查理曼的反击夸大了许多倍，但是，直到今日这首歌读来仍然能激起人心中的热血。《罗兰之歌》、《熙德之歌》这样的作品，通过游吟诗人在欧洲各地传唱，可以在乡间，可以在宫廷。国王们尊重诗人，这种关系本身甚至都成为一种史诗，比如狮心王理查被俘、下落不明，他的诗人布朗戴尔背着琴去欧洲大陆各地传唱，终于在迪恩施泰因城堡的高墙下找到了国王的应和。
中国的情况则相当不同。
顾准先生引范文澜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史官文化”。中国的历史，都是官史，也就是说，历史的作者是官方，我们所说的“正史”，不是说这史书更正确、更正义，而是说它的“名分”更“正统”，它受到统治政权的认可。个人修史，通常称“野史”。野者，非在朝堂。另一方面，我们的文人，基本上也要接受政权的认证，诗歌，可以作为进入公务员序列、进入政界的踏脚石。文人对自己价值的认可，也不完全在文学本身，如李白这般的文才，还是觉得自己受屈了一辈子，因为不得做官，个人抱负无法实现。
这两个传统，源头似乎在孔老夫子那里。孔先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编定《春秋》，另一件是编定《诗经》。《春秋》，原本是鲁国的编年史，经孔夫子编辑后，据说是微言大义，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统统写在里面了，于是这部史书就成为“经”，用于载“道”，我们现在有时会提到“官方意识形态”。而《诗》，原本是很多的民歌，孔夫子把自己认为不合适的加以删减，余下的就是“健康向上”的作品，大概可以起到“鼓舞人”的作用。来自民间的材料，经圣人改定，就成为官方认可的作品，避免诲淫诲盗，带坏小孩子。所以，中国的历史和诗文，基本上握在官方认可的作者手中，民间的作者和作品，如果不进入官方领域，很难保持自在如意的状态。
但是民间总有民间的声音，尽管失去了知识分子，这种声音仍然会以某种形式传达出来。而官方对这种声音往往相当警惕，管它叫“民谣”。“谣”的意思，大致是“不靠谱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所以中国人管谎话叫“谣言”，管诽谤叫“造谣”，管不着边际的消息叫“谣传”。到王朝末期的时候，皇帝通常会比较留心民谣，因为据说民谣预示着王朝命运的转变。至于对付民谣的方法，就像对付农民起义，一曰剿，一曰抚，一边是压制，一边是招安。在这种双重策略下，民歌尚且受到严密控制，史诗就更不可能诞生了。
多年不看春晚。今年只看一眼节目单，有三个“草根”歌，现在好像是红了，属于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不过，大约无非是在略有些馊气的燕鲍翅中间摆上一盘韭菜，根割得很干净，撒上点水珠。所以，我猜西单女孩不会再回西单街头，两位农民工歌手也不会再在地下室光着膀子唱“春天里”——都上春晚了啊，你还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