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Das Leben der Anderen (2006)
导演: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编剧: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主演: 乌尔里希·穆埃 / 马蒂娜·戈黛特 / 塞巴斯蒂安·科赫 / 乌尔里奇·图克尔 / 托马斯·席尔梅
类型: 剧情 / 惊悚
制片国家/地区: 德国
语言: 德语
上映日期: 2006-03-23(德国)
片长: 137分钟
又名: 他人的生活 / 别人的生活 / 窃听者 / 别样人生 / The Lives of Others
IMDb链接: tt0405094
1534年4月，英格兰最优秀的学者、前任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接受审讯。他被指控违反国王亨利八世最近颁行的《王权至尊法》，确切地说，他拒绝宣誓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唯一最高领袖。审讯者们知道这不是一件舒服的工作，因为莫尔不仅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普通法律师，他懂得如何为自己辩护。不出所料，莫尔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国王的一系列立法存在效力上的问题，因为，这些立法关涉到整个基督教共同体的事务，却没有获得基督教共同体的一致认可。
不久以后，莫尔与另一位重要的抗命者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什被送上了断头台，死后被教宗封为圣徒。
这就是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这场革命性的社会重构发端于国王的离婚案。因此，我们的教科书评论其“不彻底”。确实，相比马丁·路德和让·加尔文在大陆上的工作，英格兰的变动起初绝不是在教义方面。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或许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才真正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大变化——一个普世教会被多个民族国家所取代，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正如莫尔所言，在他看来，英格兰不应独立于整个“基督教世界”，英格兰与罗马、英格兰与法国，都是因同一信仰而联合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对英格兰来说，罗马、法国、西班牙并不构成一种判然两分、非此即彼的“他者”。
“他者”，或许是近代开端的标志。由此，国家与国家分别、民族与民族分别、宗教与宗教分别、主义与主义分别，与我不同的，都是“他者”。而对“他者”，没有什么话好说。
魏斯曼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相信社会主义，凡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是敌人，对敌人不需要谈论“人道”。他忠于职守、精于讯问，犯人在他面前无不屈服，他的话往往能一击即中对方内心最柔软之处。
当他隐藏在阁楼、开始全面监视剧作家德莱曼与他的女友、女演员克里斯蒂娜时，起初同样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然而，他开始渐渐进入这一对“他者”的生活。
德莱曼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服从体制，尽可能带着镣铐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好。他的变化，始于知己、合作伙伴雅斯卡的遭遇。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由于触怒当局被列入黑名单，无法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在经历了七年的抑郁之后最终选择了自杀。德莱曼曾经为他求情，但是，被列入黑名单，就意味着成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他者”，只能慢慢地窒息而死。这个精巧地体制已经能够识别出如何才能真正地杀死“他者”的灵魂，而非简单地肉体消灭。另一方面，美貌的克里斯蒂娜则被脑满肠肥的部长盯上，在胁迫之下供其满足淫欲，痛苦异常。
如果魏斯曼不是整天监听这一对恋人的生活，他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觉得很可能不会。躲在阴暗处的秘密警察，渐渐开始进入他者的生活、理解他者的生活。他开始渐渐发现，他们并不是他者，而是与自己一样的同类。不同的主义？在人性和艺术面前真的能按主义划分吗？或者，在死亡面前，是否真的可以有这样的区别？
魏斯曼是个孤独的人，寡言少语，甚至少有表情。但是，他的心里仍然有对爱的需要，有对艺术之美的共鸣，还有，对正义的渴望。会促使人类从心底里发出渴望的，无非是这些东西。这些超越了一般的“感觉”的情感，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仍然使人察觉出：我们是同类。由此，魏斯曼倒向德莱曼和克里斯蒂娜，也由此，他成为了这个体制中的“他者”。
克里斯蒂娜是不幸的，因为她无法再找回自己的位置。她在逼迫之下与体制合作、出卖了德莱曼，却又无法在良心上接受这一点，于是，她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他者”，她只好用自杀来解脱。
而魏斯曼和德莱曼都是幸运的，因为这个体制很快倒台了。
我们比他不幸吗？因为我们仍然处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或者，更大的不幸在于，这个世界仍然处在充满了“他者”的环境中？
人们互相指责，划出种种的界线，用来确定“他者”，大到国家民族、小到邻居同事。人类的分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处在这种分裂之中的个体，则常常不得不陷入自我的分裂。人类被各种混乱的意见分裂，不再寻找爱、美和正义，而是被扭曲的表象所占据；人们甚至已经搞不清楚他者的界限，尝试逾越某种界限，却陷入更大的分裂。婚姻可以是同性之间的关系，艺术可以无须触动整个人类的心灵，法律可以是个别利益之间的妥协——他们说，这就叫做“后现代”。
托马斯·莫尔的成名作是《乌托邦》，他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人们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有益的活动。莫尔的《乌托邦》蕴含了他的政治理想，并且，相比同时代的政论家和学者，他敏锐的指出了其中的症结：私有制。然而，莫尔恐怕从未设想过一种由国家推动的社会改造运动，他念兹在兹的是普世教会的改革。
或许，在如今的世界，已经无法想象一种整体的重整，我们所能追求的，只是个人在无可逃避的境遇中努力地尽自己的本分，寻找那曾经有过的爱、美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