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对“政教分离”的一点思考

最近流传一份“宗教自由共识”，附议者甚众。对此我的第一感就不赞成，之后大牛弟兄从神学角度作了评论。

政教分离的问题相当复杂，我一直在结合自己的专业思考，自认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观点，但是考虑到眼前的状况，觉得不妨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谈到宗教改革，基督徒的印象都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因为教会史都会这样写。这个印象忽视了宗教改革的另一面向，即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的整体改变。在我看来，对于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个面向更加重要，事实上，这也是我选择亨利八世做论文题目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认为，英国宗教改革强烈揭示了改教的政治国家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彻底颠覆了社会的整体形态。在中世纪欧洲，整个社会是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之上的，这意味着，（暂且不论天主教教义的问题）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对上帝的信仰，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教会，社会成员的首要身份是基督徒。一个人可以没有国家，但不可以没有基督教信仰；一个人自出生开始，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某国某地的公民。然而，当改教完成之后，社会的基本结构完全改观，变成了民族国家，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变成了对国家的认同，社会成员的首要身份是国民。一个人可以没有信仰，但不可以没有国民身份；一个人自出生开始，先是某国国民，然后才选择自己的信仰。（顺便插一句，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教育为什么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并且“义务”更重要。因为教育是国家塑造公民的基本手段，教育首先是政治问题，不是文化问题。）

这个变化是极其巨大的。巨大的原因在于，西欧兴起的这种民族国家形态，此后修炼成精，不断扩张，其强大的动员能力、资源榨取能力、技术和军事能力，使得大清国这样的传统国家完全不是对手。没用多久，这种国家形态就占领了全世界，欧洲以外的地区，要么学习这种国家形态（比如中国近几百年经历的、尚未结束的痛苦转型），要么就被消灭（比如美洲原住民曾经有过的国家）。

英国宗教改革是个极佳的切片，所以我们可以看英国。亨利八世改教，是从一个最最世俗的起点开始的，就是他要离婚。最后闹到与罗马决裂，亨利宣称“英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帝国”，享有排他性的权力（就差“主权”这个字了）。不过，在思想资源上，亨利不可能与时代断裂。他论证王权至尊，也是从圣经而来。国王受命于上帝，仅对上帝负责，责任内容包括了臣民的信仰状况，因此，国王是国家教会（不是普世教会了）的首脑，国王有责任支持“真正的宗教”。（重要人物是亨利的改教重臣托马斯·克伦威尔。）

这个时候，政府与宗教还没有分离，但是，国家与大公教会切断了联系，这是第一步，极其重要。请注意，这个时候，国民的意识形态虽然仍然保持基督信仰，但是已经改变了性质，从教会第一性，改变为国家第一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十年战争后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谁的领土，谁的宗教”，这是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开端，也是目前世界体系的基础。

接下来的历史，英国有了“不从国教”的传统。清教徒认定国家的宗教不纯，结果遭受迫害。这是教会一边的线索。国家一边的线索，则是议会与国王发生争端，最后砍了国王的头。这两条线索是交织在一起的，顶峰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清教徒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另一部分清教徒，则跑到北美去，有“五月花号公约”。这样，国家理论也开始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在英国，看霍布斯的《利维坦》可以知道，在国王被砍之后，哲学家如何费尽心机，试图将宗教纳入科学和理性的架构。另一方面在美国，直接发展出政教分离原则，因为清教徒再也不想受迫害，要求政府不许迫害。

注意，这里开始有第二步，就是真正的“政教分离”，国家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宗教从国家事务变成个人事务、退出公共领域，个人信仰只有违反公共利益才受国家规制（比如刑法禁止邪教活动，不是针对教义，而是针对行为）。不过，虽然政教分离，国家却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自有一套作为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政教分离”本身就该归入这一套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

这整个过程，从亨利八世开始，就是世界的世俗化过程，韦伯称之为“祛魅”。所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政教分离”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前提之下，首先承认国家第一性，然后要求国家彻底世俗化，不参与宗教事务。因此，如果说美国传统很大程度上有清教成分，那么这一招政教分离，在我看来，至少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长期看，损失更大。眼下美国的种种世俗化进程，堕胎、同性婚姻，等等，根源在此。不过，从历史角度看，这实在是无奈之举，不得不在世俗化的大势之下略微寻找一片安身之地。整幅画面，是一个以教会为基础、有信仰的（欧洲？）世界，被一个以国家为基础、无信仰的世界冲毁的场景，在一片不信教的汪洋大海中，留下一个孤岛，插块牌子写“政教分离”。

上面所说可能过于骇人（我相信上帝自有护理，借着西欧民族国家的扩张，将福音带到了世界各地）。根据我自己在教会服侍以及传福音的经验，我所体验到的、使人信主以及使人生命改变最大的障碍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来自于世俗化，世俗化来自于民族国家。因此，在我看来，在现在这个社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他的世界观必须能够穿透国家世界观、颠覆国家世界观。这真是很难，在人和上帝之间，横亘着强大的、现实的国家，包括其中一切关于民族、关于个人自由、关于金钱、关于世俗享乐的意识形态，并且这个意识形态将人自己树立为神。美国宪法开篇说“人人受造而平等”，其实和亨利八世做的差不太多，先假借圣经资源割断人与上帝的首要联系，然后代之以另一个至尊，只不过亨利八世说王权至尊，美国宪法说人权至尊罢了。

所以，我为什么对“政教分离”心存疑惧？因为从历史看，“政教分离”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看到过基督徒在网络上热衷于高举“宪法”，高举“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请不要忘记，宪法是用来建立国家的，它正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我必须再说，一个人要稳固建立对上帝的信仰，必须穿破这层意识形态。（我想，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不是要论断别人的信仰真假，我自己都在不断反思世俗世界观，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每天都在接受这个世界的信息，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是，我们必须不断用圣经去反思自己的认信，包括理性、情感和行为。）

最后略微做点针对性的分析吧。

这份《共识》，三点前提，基本是建立在宪法思维上，这就决定了它恐怕很难穿破国家意识形态。除此之外，《共识》还有一些思想混乱之处。在3-5条中，《共识》的矛头指向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判定，在《共识》看来，国家似乎不可以有任何意识形态，国家需要做的是为所有意识形态提供竞技场，连裁判都不需要有。我不讨论这是不是与圣经相符，看官请参考文首转引大牛弟兄的神学评论。单从国家的现实来看，这个论调都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因为无论如何，现代国家必定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亨利八世打碎罗马教宗的权威，替换成王权至尊，清教徒替换成议会共和，又被保皇党退一步换成君主立宪；美国则把国家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意识形态之上；中国，搞了共产主义做国家意识形态，现在几乎破产了，所以人心才不稳定（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就不成为现代国家。如果按《共识》所说，一切“宗教信仰和非宗教的思想体系”都不受国家的判断，那么，谁有权威判断？

因此，这份《共识》最后让我闻到浓重的后现代气味，它足以让所有人同意，因为它迎合所有人，一切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巴哈伊教徒、法轮功信徒、东方闪电信徒、无神论者、同性婚姻支持者、法西斯信徒都可以在上面签字。如果是若干年前，我大概会不假思索签这份《共识》，那时候我在法学院读书，养成一派“宪政浪漫主义思乡症”，言必称大宪章普通法、动辄“法律下的自由”，后来因为信主，再加上读历史才能脱敏。

说到底，这份《共识》同基督教信仰没什么关系，又与我的历史观不甚相合，所以，我是不会去签的。

以上是我随手所写，再次说明，有些问题我自己还没完全想清楚、没有理顺，大家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