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灭门案，惨绝人寰，但是，没出路。
因为，这是个媒体事件。或者说，这个事件必须今日的媒介为载体，事实上传播方式已经决定了结局。跟那许多已经发生过、将来要发生的媒体事件一样，开始碎片化、被人消费，继而开始迷惑，最后被遗忘。或许明年这个时候，还有人会重提此事，但你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已经过去了十年。
为什么？
媒介迫使我们丧失了真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杨改兰，没有一个人了解她的恐惧、愤怒、绝望，也没有人了解她内心的黑暗，更没有人了解她的快乐、她的盼望。然而，当这个案件作为媒体事件呈现的时候，造成了一种“媒体事实”，这个事实又迫使每个人作出道德判断。于是，每个人基于媒体所提供的“真实”，将自己代入某种处境，试图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
随后，我们会发现，“媒体事实”是飘忽的、不确定的。我们手里拿了一个大洋葱，开始剥，一边剥一边流泪，以为正在不断剥出真相，到最后，剥完了，并没有一个内核，我们的泪水，也只是泪腺受到化学刺激的产物。
我们丧失了真实，因为媒体提供的乃是一种“次等真实”（secondary reality，这是沃格林的说法），在次等真实中，没有坚实的基础去做道德选择，而当我们因此漂移的时候，原本确定的道德感也随之摇动。有一瞬间，我们会惊讶于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道德的人。塔西佗冷静地表示，在专制统治下，人没有好的选择，要么屈服而懦弱，要么反抗而鲁莽。在媒体制造的次等真实中，人也没有好的选择，要么作出一个不牢靠的道德判断，要么拒绝作道德判断，而这两者，都损害我们的道德。在次等真实中，我们所作的道德判断，并不是为了杨改兰，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使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出某种道德品质：爱、正义、智慧，于是，我们就被塑造成为一个伪君子。
糟糕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所面对的“众人”，本身也是一种次等真实。那许多的人，我也并不认识，然而我觉得有义务在朋友圈转发、评论、点赞、拉黑，由此塑造一种“群体”的感觉——我不是孤独的，我从属于一个群体，我被群体认同。这是一种怎样的群呢？——微信群？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真实性又在哪里呢？
清末，西学东渐，康梁改制，造出一个“群学”。在康有为的课纲里，群学与政治学、政治史、政治的运用一同归入“经世之学”。梁启超在《说群》中论“群术”，所追求的效果是“使其[民众]群而不离、萃而不涣”。换句话说，这是一门“共同体学”。必须有共同体，有真实的共同生活，有真实的纽带，才可以形成治理的结构与实践，也才可以有道德判断。后来“群学”一词被严复用来翻译“社会学”，失去了原初的意图。（请参：“当社会学淹没了群学”https://alberttzeng.wordpress.com/2013/06/14/qunxue_shehuixue/。）
路加福音12章，耶稣对门徒论不要忧虑，这样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31-33节）
耶稣讲，你们是一个“小群”。中文的“群”字用得很妙，因为原文也是指羊群。一群羊，聚在一起，要有共同生活。但是，这个共同体又必须有一种良好的治理，治理就意味着政治。这个群的基础，在于政治，而这个政治，必须从上面来，而不是从世间来。所以，门徒必须首先“求他的国”。然后，才能开始作出真实的道德行动，去从事慈善事业。这意味着，要首先有一个更大的真实（truth），比世间的真实更真实，是对抗一切“次等真实”的真实。耶稣说，那真实，是看不见的神国，不是每五秒钟你就要看一眼的微信群。
当然，次等真实也不是没有真实。当第一次得知这个惨案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心中涌动着强烈的情感，一种战斗情绪，想要去与世间的苦难、不公、罪恶作斗争。不过，我们已经无处战斗，也无以为战。我们丧失了战斗的目的、对手和方式（这个主题大得很，得另开一篇）。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腔热血，没有可供投奔的延安，没有可供拼杀的战场，今日，甚至连一片可供被碾压的广场都不会再有。转发过，被删，发图片刷屏，就好像是一种战斗姿态，我们如此战斗过了，洗洗睡，明天继续钻进格子间，瞪眼看看房价，叹一口气，过中秋节。
我写这些有用吗？没用。我无非也在利用这个媒介，有人点赞我会高兴，涨粉我会开心。《魔鬼代言人》里，阿尔帕西诺瞪大眼睛说：Vanity, is my favorite sin。
你必须有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才能与这个越来越诡诈的世界作战。
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