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怀二胎，出主意假离婚，结果丈夫秦玉河趁机另娶。这个哑巴亏着实吃得太大，自己气不过，而且在个小城里，被人笑话起来太没面子。一开始告状，是求安慰，是要想办法把气顺过来。这样，就有了一个矛盾，因为法院系统并不提供安慰。按照法律规定，李雪莲毫无胜诉的余地。法官公事公办，走完程序，证据确凿，就案件而言，毫不复杂，判完了事，合法、干净，不怕上诉。对法院而言，事情处理完了，并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地方。
李雪莲怒气填胸，在气头上的时候想要雇凶杀人，几番运作而不得，渐渐也就有些冷淡下来。中国人最讲“过日子”，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是凡俗的、平常的，只要能过得下去，就可以凑合过。于是，李雪莲决定，只要秦玉河口头上承认当初假离婚，就算了结，虽有诸多不满，也还可以过下去。所以，要去找他。中国人说，这叫找台阶下，哪怕对方不愿给，自己拿块砖垫吧垫吧，自言自语咕哝一句，也就下去了。可是，秦玉河过分。首先，他拒绝私下说话，而原本这是个妥善的台阶。其次，当着许多人的面，指证李雪莲结婚时不是处女，又给按上一个“潘金莲”的名号。
这样，事情就严重了。现在李雪莲不只是需要安慰了，她有了一个污名。原本，秦玉河趁机另娶了个发廊妹，有几分瑕疵，但不是处女的指控，反过来把李雪莲的污名坐实了。同时，“潘金莲”的符号，一则指向通奸，一则指向杀人，李雪莲无力反驳通奸指控，又被戳中了暗地里的杀人念头，在她自己的内心，这个标签贴得或许比旁观者认为的还要牢固。
李雪莲本想回归凡俗生活，继续过日子，但被“潘金莲”的标签高高架起在空中，踩不到地面。这个污名，是必须要洗刷的。“潘金莲”的标签一日不除，她就一日不能回归凡俗，不能与人和解尚为小事，不能与自己和解，就断无宁日了。
因此，在本质上，李雪莲的诉求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大半归属神学领域。她需要的不是定分止争，而是罪孽的涤除，涤罪方可使她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重新加入社群。
到这个时候，李雪莲已经被赶到城邦之外，悬置起来，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她所求的，无非是一个人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法院还是没法给她。问题在于，理性化的现代法律无法为李雪莲提供精神上的出路。她去求问过菩萨，后来又求诸于家养老牛，因为菩萨给她安慰，老牛给她洗涮污名。她的这类举动在旁人，甚至在读者看来越是荒诞，越表明这个祛魅的世界能够为她提供的出路着实不多。
然而，有一条夹缝似乎还透出一丝神圣性的亮光，那就是上访。上访跟上法院不一样，法院的修辞是理性化的，上访的修辞是神圣化的。当她上访的时候，或多或少令凡俗生活中表现为符号的“人民”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现实性。而“人民”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措辞，仍然在我们的政治中发挥着可见的功效，是活的，是可运作的。在我们的法官身上，一方面表现为技术性的官僚，一方面却也还表现为“人民公仆”，必须适用另一套修辞。那另一套修辞的境界，是李雪莲的希望所在。
二、朝圣之路
现代国家的治理，诚然表现为一种理性主义下的官僚制，但是，在更深的基底，仍然存在某种神学性的构建。这种构建，往往以叙事的方式表达。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套“建国叙事”，由若干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互相叠加、彼此交错、交叉引用构成。
这类建国叙事的历史十分悠久。从古希腊开始，荷马史诗所述的希腊联军与特洛伊的战争成为一个“叙事之母”，从中孕育了无数的故事。希腊人自然以荷马为先知，而罗马人也把特洛伊的幸存者埃涅阿斯构建为自己的先祖。另一头，犹太人则以出埃及为宏大的国家叙事。到中世纪，欧洲大国依此作法，有联合希腊与希伯来叙事的倾向，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曾表示，本国的王权是特洛伊的余种开枝散叶所致，也表示本民族与以色列史上“失落的十个支派”有关。现代国家的建国叙述虽然貌似不同，但仍然保持了大体框架。比方英国人以“古老宪制”构建一个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的故事，法国人构建一个“自由引导人民”，美国人则有五月花号。
在建国叙事中，“旅程”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开国者历经千辛万苦、坚韧不拔，付出极大的代价，最终到达一个“圣地”，在此开辟出一个新国家。从奥德修斯的漫漫回乡路，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从埃涅阿斯离弃狄多女王，到清教徒跨海前往新大陆；总体上，都是这样一个旅程的叙事。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艺术作品中的“国家之船”形象也都在表达这样一种艰辛、不确定的旅途感。
另一方面，在国本奠定后，需要将建国之初的不安定感转变为稳定的环境设定。因而，建国后期的叙事，就不再以旅程为重点，而是以固定中心场所的仪式为中心。所以，罗马人要有广场，犹太人要有圣殿，巴黎、华盛顿要有按轴线分布的宏大建筑群，供祭司献祭、君王凯旋、人民欢呼。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也具备这一特征。我们有一个“长征”的叙事，强调其路途遥远，一路上各种艰难险阻，最终达到了“革命圣地”。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凯旋进城，在北京的广场奠定中心。这个中心是具有国家仪式意义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秩序，表明了国家的秩序，这个空间的失序则是不可接受的。人民大会堂也处在这个空间内，国家仪式会在这里重复排演，这是国家平稳运行的神学基底。
上访，这个举动具有意外的神学意义。
李雪莲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不断脱出凡俗生活，必须寻求污名的涤除。而朝向北京的上访，恰好符合国家叙事中的旅程主题。一个卑微者，走向遥远的圣地，这便成了一次朝圣。
各级官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容易出现错误知觉的。官员们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官僚，负责技术性、日常化的行政事务；一种是国家/人民公仆，具有某种政治神学意义，他们有责任维护国家仪式的正常进行，这恰恰是他们作为“公仆”的责任。对于官员们的期待有两方面，一是要有能力，专业、技术高超，一是要讲政治，意思是，要有“觉悟”（这恰恰是个神学词汇），要“为国家分忧”、“为人民服务”。官员们必须熟悉业务，比如法律、经济，但是又必须熟练运用关于“国家”和“人民”的修辞；他们一方面要接受“数目字的考核”，一方面又必须通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措辞来建立自己的身份。正是这两种身份的混杂，造成了官员们的错误知觉。
李雪莲的情况是麻烦的。麻烦在于，她的案件在法律上毫无理由，在技术性的层面无法获得支持，但是，她涤除污名的诉求，却有某种正当性。同时，上访这一朝圣行动背后的叙事，又能够与官员身份中神学性的那一面对接。“人民公仆”在理论上不能对“人民”采用强制措施，这将危及公仆们自身的身份建构。而兼有二性的官员，在日常中常常难以觉察这类神学意涵。出于技术性的理由，他们直斥李雪莲为“刁民”，这样更加重了后者的悬置状态，提供了继续寻求涤罪的动力。
本来，李雪莲的上访也少有成功的机会，然而，误打误撞之下，她居然混进了人民大会堂。并且，更关键的是，她闯进会堂这件事，被领导人知道了，非但知道，还在开会的时候讲了起来。
这个开会的场合，正是重要仪式的执行。仪式的关键，在于行礼如仪，在于规范，在于按照事先排好的秩序进行，任何脱出常规的事件，都将动摇仪式所建构的稳定性。领导人执行的仪式一切正常，直到他提起李雪莲，顺便发了一通火，其中的修辞，都是富有神学意涵的“国家/人民”措辞。事实上，他只是偶尔提到，因为李雪莲闯入大会堂着实离奇。但是，由于仪式常规被打破，就变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最终导致一路官员被撤职。
但是，由于秦玉河不通情理，李雪莲的污名依然未得洗刷，于是她还要上访。官员被撤职，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这个朝圣之路，她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足够长。到这一年，她准备与自己和解了，不需要人来涤罪，牛也可以。然而，官员们的态度最终再次把她推上了朝圣之路。因为，他们“不相信”她。因为，二十年的上访，令李雪莲在官员那里有了另一种“污名”——专业访民，那是不值得信任的。
于是，一场斗争开始了。官员们要阻止李雪莲破坏国家仪式，但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政治神学层面，他们都无法为后者提供救济。官员们曾经握有一个机会，李大头，这个旧情人有可能将李雪莲拉回凡俗的生活，并且几乎成功。在这个计划功败垂成之后，所有人都不得不奔向北京，盼望着在圣坛前的了断，盼望秩序的恢复。
三、沉重的肉身
回头来检视一条线索：身体。
李雪莲看似偶然地脱出凡俗生活，起因是逃避二胎罚款。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鼓励二胎，都是国家对私人身体的“宏观调控”。李雪莲假离婚，借助合法的离婚证逃避国家政策的规训。于是，她的身体就成为一个焦点，形成了一场国家与私人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斗争，身体也就不仅仅是物理的身体，而是在反复的抗争中不断转变为“政治的身体”。
李雪莲离婚时还是少妇，按照小说的描写，身材相当火辣。她首先尝试的，是把自己的身体转变为一种资源，比方跟屠夫交换去杀人。李雪莲在这个棋局中缺乏资源，肉体似乎是唯一能够想到的筹码。此时，她的身体更倾向自然身体。自然身体在运用过程中，天然地带有一种下降进入凡俗生活的态势。然而，当秦玉河指控李雪莲为“潘金莲”时，她的自然身体就有了污名。于是，在日益脱出凡俗生活的过程中，李雪莲的政治身体不断增强，而自然身体衰落。
在朝圣路上，禁欲是汲取神学-政治力量的途径，这个因素又与建国叙事中革命者的禁欲因素相通，赋予李雪莲一种神学上（而非法律上）的正当性。在二十年的上访之后，原本青春动人的肉体，变作一副肥胖臃肿的皮囊，却蕴含了更大的政治力量，肉体虽然朽坏，精神却日渐高升，时刻准备好向国家仪式的中心飘动。
官员们几番折冲，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关系却日益激化。官员们的对策，始终偏在控制自然身体的一边，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派警察守住李雪莲家的门口，将自然身体限定在土地上。这个策略后来失败了。
深谙政治之道的市长比下级更有见识，他（至少是直觉地）认识到，最终需要控制的是政治身体，而不仅仅是自然身体。然而，李大头通过肉体的欢娱对其实施招安的计划最终失败，李雪莲因为身体的圣洁被破坏而再次决然地踏上涤罪朝圣之路。
不过，在这最后一次朝圣途中，很快揭示出朝圣者实际上并没有两个身体。当自然身体日渐衰弱，政治身体也就无从依附。相比二十年前的荒诞喜剧，这一次朝圣变成了苦路之旅。李雪莲在昏迷中被送进卫生院，那同样是现代国家喜闻乐见的身体规训场所。朝圣者的身体并未被家乡的官员控制，却被异地的医生掌握。医疗费，意味着李雪莲又不得不下降，进入凡俗生活。她被救护车送进北京，却是望广场而不得入，为了解决医疗费艰难地寻亲。
这一次，李雪莲是被迫回到凡俗，官员们没有做到的，医生做到了。最后，官员们前来报告秦玉河的死讯，撤销了李雪莲涤罪的现实途径，这个朝圣者，她的政治身体，终于被宣告死亡。
我认为，事实上，这里才是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李雪莲的政治身体被宣告死亡后，她的自然身体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那一刻，她的整个身体都遭到了消解。她在悬置的状态中，突然被抽去了神圣性，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掉落回凡俗，却发现，世间已然无处安放肉身。官员们看守着这具奄奄一息的身体，坐等国家仪式施行完毕，打道回府。李雪莲，最后，上吊被果园的承包户阻止，最后的最后，她的身体不知所终。
就这样，结案。
四、麻将与肉汤
小说令人动容之处，在于李雪莲长长的故事只是一个“序言”。这个序言最终突入一个无解的死局，而短短的“正文”要解开这个局面。
昔日的县长史为民，因李雪莲上访被免职。事实上，老史完全有理由上访，比李雪莲硬得多。然而，他却与生活达成了和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桌麻将，一锅肉汤。
麻将不可以是赌钱的麻将，而是四个朋友的麻将；肉汤不可以是普通的肉汤，而是极致美味的肉汤。
老史靠着祖传肉汤秘方，开一间饭店“又一村”（这句诗是极好的），每天只煮两锅肉，远近闻名。他不贪心，只是靠此衣食无忧。再有三个好友凑成一桌麻将，生活比县长舒服。
老史无须上访，因为他主动地重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凡俗生活，而且，还是极度滋润的凡俗生活。所以，当他在北京滞留，听说牌友病重，要赶最后一场麻将，就举起访民的牌子，自愿被遣送回原籍。
这个表面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一种“逆向”的朝圣之旅。老史能够利用和操纵悬置的神圣生活——上访，并带着微笑将之平稳地带回地面，消解一切张力，继续并加强了自己的凡俗生活。
这大约就是所谓中国人的智慧，大约是作者提出的破解死局之道：麻将与肉汤。中国人，有一锅肉汤喝，有一桌麻将打，足够过日子，而且过得很安逸。
问题是，如今，我们去哪里安放这一张安静的麻将桌？去哪里找到一帖肉汤秘方，得以进入那舌尖上的中国。序言和正文，哪个是魔幻，哪个是现实？
五、法律的困境
最后要谈谈法律的困境。
在整个故事中，法律的地位极为边缘。原因相当明显，中国的法律，向上不能连接到国家叙事，故缺乏神圣性；向下无力提供凡俗生活，因而难有群众基础。
西方传统，法律有天然的神圣性，各国的建国故事，多半有法律的因素参杂其中。犹太人的国家由上帝直接颁布律法；希腊有半仙样的哲人立法；美国，清教徒在船上就已经立了公约，嗣后大法官取得了近乎大祭司的地位；英国，大宪章几乎成为神话；法、德，各以法典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如果法律参与建国叙事，就自然能扮演神圣性提供者的角色，中国没有。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凡俗生活，又并非建立在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之上，甚至美食在这个关节点上的功能都要强过法律。
于是，法律就只能发挥机械的功能性，成为官僚制中的一套齿轮。这套齿轮的运行，会受到从上面来的神圣性的干预，也会受到从下面来的凡俗性的影响。在李雪莲的案子中，法院完全缺乏应对能力，依法裁判的结果是“对人民漠不关心”、“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同样，法院也无法给李雪莲提供一种喝酒吃肉打麻将的凡俗生活，“上法院”总是没好事的。
因此，中国的法律和法学，大概被夹在上下层之间，却又不能承担沟通上下层的任务。除了埋头把齿轮擦擦亮，把一个齿轮组分解为若干个齿轮组，或者不断增加新的齿轮组之外，并无他法。
法典，自然是被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按照设计，它应该有向上连接神圣性、向下提供凡俗生活的功效。“应该”这个词表达虚拟状态，或许，直到法律能够讲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虚拟才会变成现实。
2017-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