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以目
《史记·周本纪》记载关于历王的事，成语“道路以目”出于此，相关的成语还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太史公说，历王听信大臣荣夷公，采取搜刮人民财富的政策，经屡次劝诫，不听，最后遭到人民反叛，把他赶走了。按照李峰老师从金文材料出发的考证，认为真实的情况，一方面是西周衰落，政府财政紧张、冗员严重，必须增加收入和整顿官僚系统。历王着手改革，自然损害了既得利益者，遭到了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历王被驱逐，可能主要不是国人暴动，而是由于政府内部的矛盾，催生了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对立，最后斗争失败。
现代史家的考证自然有根有据，能够揭示历史真实，增进我们对这一时期西周政治的理解。不过，我们未见得就把《史记》弃之不用。司马迁撰史时自然带着他的思想前提，于是在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框架后，向其中充实了他对国家政治的理解。
司马迁在武帝朝撰史，我们有理由推想，一位留下“专利”名声、最终被驱逐的周王，能够给这位杰出的历史叙述者带来怎样的想象力刺激。司马迁也受到了一些儒家的影响，并且，我们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意志坚定、具有极高政治理想的人。
历王用荣夷公专利，先后受到两次告诫，先是大夫，后是召公。大约有一点儒家政治想象下的谏官与宰辅的形象。大夫芮良夫引用经典文本劝诫历王，说您搜刮的这些财富，其实都是上天以自然的方式赐给万民的，所以施政要顺着自然的道理，不可以猛烈搜刮，这样的作法就“不自然”，政治运行的方式不遵循自然， 总有一天要出事。历王不听，施政越发强横，国人中开始出现不满的声音。历王设立特务机构严查言论，抓住了要弄死。
司马迁说厉王用了一个特务机构头子“卫巫”。卫国封地大约在原先商都朝歌那一带，而商人以“巫”著名。按照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巫”大概是萨满教的路数，巫师有办法通过药、酒、咒语进入某种迷狂状态，能够通灵、附体，驱使精灵鬼神以及神奇动物（《权游》里布兰也是个巫的角色）。现代人斥为“迷信”的东西，当时可能是具有强大实效和威慑力的武器。商王本人就是大巫，商人的那些血腥献祭则是巫术的一部分。周克商之后，以理性化的“礼”取代了商人的巫，虽然还在向祖先献祭，但发展了“德”及其与统治关联的观念。
所以，厉王可能请了一个可怕、有超能力、善于监听、穿着白袍的商朝遗民巫师，负责查办国人的言论。于是，“诸侯不朝”，各封国发现周王倒退回商王的暴虐统治方式，就不来了；国人不再说话，但走在大街上，会互相对一对眼神。厉王开心。
“道路以目”的味道是很怪的，因为这意味着那些国人事实上达成了某种一致。大家都不说话，用眼神就可以交流，一方面是因为高压政策、怕死，另一方面也表示所有人都已经不需要再说话，立场完全一致了。西周的“国人”，并不是底层劳动者，而是王畿的人民，周人宗族的男女老少，跟大大小小的卿大夫、贵族都有重重叠叠的血缘关系。他们已经暗中形成了反对周王的联盟，政局就不好了。
厉王夸耀自己管治有方，遭到召公的又一次劝诫，说君王始终需要开言路，听批评意见，不能一味堵住人民的口，到时候决堤就糟了。他甚至还提到宫廷中需要有“盲诗人”献曲歌唱，以此为政治劝诫的方式。这很有趣，因为在荷马史诗中，也有这样的宫廷盲诗人，大约是个保守政治秩序传统的形象。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正是驱逐了诗人之后，才走上了通奸弑夫、做僭主的邪路。厉王自然还是不听，没过几年就遭遇政变、被赶跑了。
太史公在他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组织了这个叙事，我们现在可以更多从中观察当时他对政治秩序的设想：什么是不好的政府？如何纠正错误？
谏官、宰辅轮流劝诫，引经据典，诉诸自然之理，解释王权与民意的关系，诉诸传统。在劝诫无效的情况下，宗族内部的网络发挥作用（不是底层人民暴动），更换了最高的掌权者。而在此过程中，实际上还强烈地依赖于一种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最后实际的政治行动，有赖于此前广泛的政治共识。而这种政治共识，是宗族内部成员普遍达成的，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确立了一种共同的立场。
“道路以目”大约跟周颠说“我打不过你，但就是不服”差不多，表示这个时候掌权者丧失了大部分的正当性和权威，基本上只是靠垄断暴力来统治，人们不说话，但内心的立场一致。我们大概可以说，在司马迁的理解中，“道路以目”是具备健全政治直觉的个别参与者，有意识采取的一种政治联合行动。面对一个脱轨君王施行的残暴统治，没有人跪着输诚，没有人在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头一个开口说赞美的话。这是思维和道德感健全的政治参与者在此种情况下的底线。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