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项原则从来就没有在中国获得建立。
本来，这就是一项反抗极权主义，反抗专断统治的法律原则，在不断反抗王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而在中国，我们并没有真正成功地经历过一种反抗专断权力，为个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也许是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比较浅薄，也许是王权的势力过于强大。我们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乃是在一个极权政府的主持下、相当轻便地写入法典的。没有斗争、没有辩论、没有案例，就好像一个被人从蛹中挖出的蝴蝶，虽然比较美丽，却没有经过那破壳而出的挣扎和磨练，所以，也就相当的脆弱。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大胖子，Z律师没讲几句，就兀自开始嘟嘟囔囔地辩论，大意诸如：中国总是权大过法，我们律师也是弱势群体，所以也没办法，在这里说有什么用……过不多久，便离去了。另一边，Z律师多少开始批评自己的同行，不认真研究案情和法律，不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据理力争。
兹转述案例，供大家学习：
案例一：贪污
某国有集团大老板，与朋友（私营老板）合谋经营房地产项目，为自己获利。看中了某一地块，却苦于该私营老板一时资金短缺，于是利用集团资金运作。集团与私营老板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2亿（地价），集团占30%股权，出资6000万（启动资金），私营老板未实际出资。以此6000万拿地，然后开始运作，申请到银行贷款1.4亿，随后集团退股，收回6000万资金，并加算银行利息。案发，检察机关以贪污起诉，评估该土地现价5.07亿，增值部分3.07亿为贪污金额。最终以此定罪，判死缓。
案例二：贪污
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按总行政策，每年年底员工可以获得奖金，按当年净利润3%计取，但每年均未领足，余额累计入下一年度。忽而该行即将上市，根据当地会计师意见，若上市，则极可能不得再有该等累积奖金池，因此，这笔奖金应当在上市前“处理”。于是当年该行月月发奖金，终于把奖金池里的1亿多全部发完，全行员工人人有份，行长拿得多，大概有1000多万。案发，行长、副行长、办公室主任以贪污论，行长主犯，判无期。
案例三：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某旅行社国际部承包人，与蛇头串通，为客户骗取签证（伪造文件等，但证据均在他国领事馆，无法提供），组团出国，到达后就地四散，领队携带所有护照回国销签（伪造边防印章），继续组织下一批，共组织300多人出境。案发，主犯判14年。
[说明：偷渡者所持护照、签证为真实有效，正常通过海关和边防，乘坐国际航班出境。]
案例四：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母女二人偷渡美国。蛇头请两名台湾导游，持有国际导游证书（可以购买国际航班机票），购买上海去美国机票；同时该母女办理港澳通行证，购买同一时间上海去香港机票。四人通过海关、边检后，在国际航班候机大厅交换登机牌。案发，两台湾导游判刑。
[说明：四人属于正常通过海关、边检，进入国际航班候机大厅，理论上已出中国海关，进入公海领域。]
案例五：票据诈骗
某羊毛衫厂老板，遭遇诈骗。骗子拿到货物后，支票被退票，老板立即找到骗子，此人巧舌如簧，再出空白支票一张，命过两天再入银行，随后消失。老板情知大事不好，遂命手下科长，印制骗子名字的名片，由司机送出，装作生意人，将支票用掉，但不可超出被骗金额。科长领命，去某毛线厂，用该支票买了毛线，随后不再出现。案发，几人均按票据诈骗获刑。
[说明：嫌疑人的行为存在争议，是否违反票据法可以讨论，因此是否犯骗局诈骗也可以讨论。]
这是一次比较特别的律师培训，因为这一次并没有太多理论的培训，而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现实，一种无奈。我不知道是否有希望改变，如我一直认为的，看看我们在下一次革命到来之前，能够做些什么。对于罪刑法定，不知道我们的律师们能够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能够依赖怎样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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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所知道的严义明律师
近闻著名维权律师严义明在律所遭暴徒殴至骨折，嫌疑人已抓获，供认受人指使。又有传闻与某上市公司小股东股权纠纷有关，但采访该公司董秘，断然否认，言辞多忿怒。
严律师我是知道的。
先转一篇央视柴静的博文（已经被删）：
《上海的水有多深》
连出两个长差。大家都好？
上海是好看，尤其是人。
这两天见一老板，方头大耳，夹着大钱包。
说话有点不清楚，一说话，副手就抢过去：“我们老板是农民，他说不清楚”，他也不恼，唔唔地点头听着。
我们一直没搞明白他是干什么的，他办公室里很小，也没什么办公的东西，只有很多袋子，装着据说各种机密资料，但他自己一点儿看不懂。
雇了各个行业的退休老头儿给他出主意，一拨电话随时到。
这次看到我们暗访，他颇有兴趣，说：“要不以后你们就给我干吧，搞个侦探公司，专门帮我弄点商业机密，年薪50万”
看我们面有难色。
他安慰地说：“不怕，你们搞不到的我会帮忙的”
我们摄像随口说过一句：“今天拍一个咖啡厅的水幕，人家不让拍”
过一会儿，楼下来了辆警车，他在上面招手“走，拍去”
我们要找个夜总会的女的，遍寻不着。
他说：“没事，她们跟黑社会很熟的”
他转身打了个电话，没一会儿，有两个人来了，其中一个穿白西装白皮鞋，叫他“大哥”
把那女的电话地址还有在四川老家时候叫的名字都说了。
人走了，他说两个人中另一个人，
“其实他是警方的卧底，好些年了，一个月的特别费才500块，到现在媳妇也没娶。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给资助点。
晚上暗访夜总会，我们这几个年青男孩都不行，左看右看就他象客人，他倒也不推辞：“就说我是日本老板”。
路上想着夜总会光线暗，摄像自己小声嘀咕“就怕光不太好”
他开着车听见了，立刻拔出电话“给点钱，让他们把大光开开”
死按活按才按住。
一出电梯，两边都排好队了：齐刷刷弯腰“括尼七哇”
他腆肚向前，不慌不忙，趁我们摄像忙的时候，把几队姑娘挨个儿看了一遍，说：“太差”
班师回营。
临走了，我们得谢谢他，一块吃饭。
我们几个聊片子：“只可惜那谁谁不知道在哪儿会出现，要不然可以采访一下”
他一笑，接了茬“这种事，只有国家安全局能搞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拔出电话按了几下。
二十分钟后，有人推门进来，是个平头高个挺精神的小伙子，拎着一只手提箱，跟他对了下眼神。
他立刻起身趋前握手。
一边握手一边特意回头看我们。
眼神羞涩又得意。
那一个晚上他一直没有回来，只剩下一只大钱包在椅子上斜靠着。
临走前，我们已经不敢提工作的事儿了，找话题闲聊，小宏哥哥随口问了一句：“江总书记现在在上海怎么样？”
“我给你约，”他说：“今天晚上？”
文中这位主角，就是我们一家下属子公司的小股东，自从我进公司就阴魂不散到如今。据说此人是农民起家，号称是J Core的亲戚，办公室里挂满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公司的决议，除了分利润那一次，没有一次同意的；派了一群流氓，把公司的办公室封了，天天蹲在公司门口。每次发函来，都抄送一大堆：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纪委、央视……不过最后真把央视忽悠来了，就是柴静，专门做了一档节目。充满正义感地出头，备述大股东如何隐瞒建造成本、侵犯小股东权益（据说此人不满的起因是没有用他推荐的材料供应商，其中有巨大的利润）。那时正是房价高涨，矛头需要指向开发商的时候，于是央视做成了开发商蓄意抬高价格、黑幕重重的题材。央视一挑头，各方都来查，领导和我做了巨厚的一本说明材料，累得半死，最后也没查出什么来。
严律师？别着急。
这位老大请过好几位律师，打过好几场官司，一直打到上海高院，基本上统统输了。那次高院的庭审我还去旁听了，高院的法官还是比较有水平的，就“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理向对方律师问了几个问题，搞得该律师好不狼狈（俺们一边请了陶武平）。最后，请了严律师，来回折冲数次，似乎比较得老大的欢心，最后争取到查阅公司账簿的权利。经法院主持，公司把账簿拿到法院，由对方当场查阅。严律师来了，包里装了个针筒摄像机，趁法官走开的时候，偷偷地开始拍摄账簿……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还莫名其妙接到一封严义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好像是指控我们上市公司，言辞牛头不对马嘴，后来说发错了，又来一封，还是错的，后来，我似乎向司法局投诉了。
再后来，我调到董办，不知道还会不会和他扯上关系，最好不要。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著名维权律师严义明，没有见过面，不算了解，不过我想，像那位老大这样的主，我是不会去招惹、或者抱团的。
唉~阴魂不散阿~~我们继续斗争。